□法制網記者馬超 通訊員雒呈瑞雨檢
  村支書、村主任、村會計合謀,虛構拆遷協議,騙取拆遷款。他們將1520萬元巨額遷墳費轉移到村賬上,隨意提取,儼然當成了自家取款機。
  經江蘇省南京市雨花台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,近日,南京市雨花台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、侵占罪等罪名判處被告人劉振東有期徒刑十年,沒收財產55萬元;判處被告人張節美有期徒刑十年,沒收財產40萬元;判處被告人邱兵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,沒收財產21萬元;判處被告人徐長祥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,沒收財產8萬元。對上述被告人已扣押在案的犯罪所得予以沒收,上繳國庫。
  村幹部造假騙安置房
  2008年開始的南京南站地塊項目拆遷,涉及到南京市雨花台區農花村村民918戶,本來政府安排了非常充裕的安置房,實際安置的面積已經超出拆遷協議明確的安置面積,可到2012年拆遷安置房分房結束的時候,除了40多戶只拿拆遷款不要房的,居然還有60多戶無房安置。
  農花村未能分到安置房的群眾再也坐不住了,他們自發組織去相關部門信訪,並向雨花台區檢察院舉報,反映在拆遷安置的過程中,有村幹部帶頭造假證騙取安置房。
  對於群眾的舉報,雨花台區檢察院高度重視,迅速組成由檢察長領導的專案小組,第一時間展開全面初查。隨著調查的逐步深入,以農花村原書記邱兵、原書記劉振東、原副主任徐長祥、報賬員張節美為主的村官帶頭造假、集體貪腐案件內幕逐漸浮出了水面。
  從第一次接觸劉振東開始,偵查人員就敏銳地發現,在劉振東交代通過造假證騙取安置房的過程中,談論到村委會其他成員以及村委會集體資產時,始終閃爍其詞,刻意迴避。偵查人員判斷,在幾個主要村幹部之間以及村委會財產上,可能存在職務犯罪的重大嫌疑,全面調查隨之展開。
  偵查人員發現,村集體賬戶上有一些賬目存在異常,且犯罪嫌疑人和相關公司老闆來往過密,有不正當經濟往來嫌疑。偵查人員以相關公司老闆為突破點,查清了在某公司拆遷過程中,劉振東收受10萬元賄賂、徐長祥收受20萬元賄賂的事實。
  隨後,又查明另一公司老闆幫助村委會虛構拆遷協議,騙取69.8萬元拆遷款建立“小金庫”的事實。眼看“小金庫”已經無法再隱瞞了,劉振東遂交代,這69.8萬元由自己做主,徐長祥和張節美三人各分了10萬元。
  “覺得大家都蠻辛苦的,我提出拿點錢回去給安置房搞搞裝修。”劉振東說。三人一拍即合,由張節美取錢,私下裡分別送到了劉振東、徐長祥的手中。
   私設巨額“小金庫”
  偵查人員發現,在農花村的水電賬戶上,存放了880萬元無主墳遷移的費用。另外,農花村的集體企業龍花經濟實業公司賬上還有640萬元的存款。原來,在2008年京滬高鐵、南京南站項目徵地拆遷過程中,涉及到農花村範圍內黃金山公墓無主墳遷移工作,鐵路建設投資公司支付了935萬元無主墳墓遷移費。
  2010年上半年,因該筆遷移費用沒有實際發生,為規避審計,經邱兵授意,張節美編造虛假墳墓遷移勞務協議,於2010年9月將上述墳墓遷移費880萬元轉賬至農花村村民委員會賬戶上。
  另外一筆640萬元的存款,也與“墳頭”有關,是邱兵任內通過編造墳主從南站徵地的鐵投公司騙取的錢。
  到案發時,640萬元的“小金庫”已經使用過半,880萬元的“小金庫”也有使用過的痕跡。
  對於這些錢的來源和花銷,邱兵採取一問三不知,將所有責任都推到了“後任”劉振東的身上。負責村集體賬務的張節美更是將狡辯的本領發揮到極致,說自己平時的記賬非常混亂,賬本根本就不知道放在何處。
  辦案人員甚至在凌晨三四點去張節美臨時“想起來”的地方搜尋記賬憑證,卻一無所獲。最終,從張節美的女兒處拿到了其事先封存好、裝了三個大紙箱的記賬憑證,記賬憑證拿到手,巨額“小金庫”的使用終於真相大白。
  面對這些私設的“小金庫”,他們的心態就是“不用白不用”。劉振東和張節美數次去邱兵的辦公室,秘密“碰頭”商議,後來劉振東拿了100萬元,張節美拿了50萬元,邱兵覺得“拿現金不太好”,收了劉振東用錢購買的25萬元購物卡。張節美還將水電賬上的880萬元小金庫錢存了700多萬元到個人名下,兩年多賺取了20多萬元利息。
  用慣了小金庫的劉振東、張節美更是巧立各種名目,打著集體用途的名號肥自己的腰包,最後發展到逢年過節給家人發紅包、去買名貴皮草衣服、雙方家人去臺灣旅游等費用全部都從“小金庫”支出。張節美甚至不忘將“小金庫”的錢先轉到自己的信用卡上再刷信用卡消費,用積分換取禮品。製圖/高岳
   □說“法”
  遏制“小官大貪”重在權力監督
  導致“村官”職務犯罪的一個主要原因,是缺乏對村幹部的有效監督,往往是“一支筆說了算”。近年來,村級財務管理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,如村務公開不到位、財務管理漏洞多,這是“村官”職務犯罪的制度原因所在。要遏制“小官大貪”,除了依法嚴懲外,還要明確、細化村務監督機構職責、履職程序規定,增強其執行力;落實村民自治權力,避免異化為村幹部自治;確保村民的知情權、參與權、監督權,通過監督機構和信息平臺,將黨務、村務、財務情況公開化、透明化。廉穎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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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2012年廣東省珠海市開展的“三打兩建”中,多名村官因貪污受賄落馬,其中以珠海斗門黃金村最為典型。該村從支書到主任、副主任、會計、委員在內的8人,於2004年與建築商合作開發“新金花園”地產項目時,大肆收取賄賂近百萬元。東窗事發後,整個村兩委班子幾乎全軍覆沒。  (原標題:南京4村官騙取千萬元遷墳費獲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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